世传吕先生受道于钟离先生，有《传道集》，其书秘，世或罕见。近岁转相传写，往往人皆有之而不甚宝惜，字多驳谬，「乌」「焉」成「马」者，俗莫能辩。因借此本于清真道士杨庆存，爱其字小楷可观，为窜定百馀处，尚有阙误可疑者，不敢私意改之，以俟后人是正。余特哀夫蓬心蒿目者之远于道也，盖道不远人，读此书则知道之在我而已。绍兴癸亥中元日，卢溪真逸书。

事欲无蔽，心宜尽公。既守正以宅志，遂生明而在躬。祛一意之党偏，不私乎物；照百为之情伪，罔汩于中。若夫外交事变之繁，中固心诚之守，以谓虚己鉴物则枉直昭晰，挟情适事则是非纷纠。欲庶理之皆辨，舍至公而则不。中立不倚，始持正于群伦；旁烛无疆，遂致明于万有。无陂无侧，不阿不偏。非妄恶也，恶其众之所弃；非作好也，好其众之所贤。盖依违牵制者固已去矣，则明白洞达者乃其自然。百志惟宁，居绝倾邪之渐；五綦不乱，遂观昭旷之先。盖夫智因窒而后昏，性以私而有党。爱憎既绝，则真伪必审；取舍既平，则善恶不爽。抱纯正以中执，涵机灵而内养。所以主心善治，汤无蔽塞之忧；直道钦承，文有照临之广。岂不以湛静者人之性，偏闇者性之情。知静为本，故虚之则定；知闇为害，故去之则明。正厥心官，始闲邪而制物；发为智烛，终迪哲以通诚。大抵处有累之地者，莫不徇私；对无穷之变者，鲜能不惑。凡适理以非眩，由秉心之自克，得不保守天质，蹈行圣则。周而不比，无一曲之蔽情；静之徐清，有三知之入德。因知心乃物之鉴，公为职之衡，系吝既屏，纯明自生。以之察己则事至不惑，推而成务则物来敢名。是故君子养源，于以致忠邪之判；大人正己，岂徒无谮愬之行。嗟夫，有为者易失其本心，无惮者或迷于至理。故伾、文党与以丑正，恭、显庸回而嫉士，智尚昧于自保，识敢期于远视。惟夫以公正为心，明则生矣。

被教，备悉至意，大概只放税、廪穷两事尔。放税是秋冬间事，且与诸公商量未晚。廪穷亦是州县间合行事，似不必闻之朝廷。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挥，恐不是体面。昨日已作芮书，今录呈，不知且如此可否？

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，其间极有得过之人。若物业全被水伤，固不可不全放；若但伤些小，如何一例放得？但百十钱以下产户，即不能如此分别，与全放不妨尔。西府书旦夕遣去，熹亦当作书，且以老兄所说与熹鄙意告之，惟其所择。但一两县灾伤，似只是监司州郡事。若执政者切切然只专为乡里理会事，似属偏颇，道理亦不如此。芮漕之书相咨问如此，若以诚告，岂有不行？徐任亦方留意此事，尽得商量。若商量到十数日间，亦须有定议矣。朝廷在千里外，其为报应，岂不缓耶？但商量事须酌中合宜，教人行得，即无不可告之理。其或不入，咎乃在彼。若自家所说过当，教人信不及，行不得，则是自家未是，安得专咎他人耶？况禹、稷、颜子事体不同，吾人已是出位犯分了。若合告州府监司者告州府监司，合告朝廷者告朝廷，尽诚以告之，而行与不行付之于彼，犹未为大失。今一向如此，却似未是道理。盖此事一发，使朝廷失虑四方之体，州郡监司失其职，吾辈失其守，虽活千人，不可为也。如何如何？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，力告诸公，有合朝廷应副者，令自申明，而约以助其请，则庶几或可尔。谢诸公书必已有定论，顷见伊川集中《谢韩康公启》，乃是除讲官后方谢之。吴宪既得书，却难不答，且答其书，因谢其意，似无不可。但诸公无书来者，则未须尔。将来谢帅之辞，不过自叙己意，谢其荐扬而已（横渠有数篇谢人荐举书，甚佳。），何必作佞语，亦何必作惷辞？但荐书中有此人姓名，亦是人生不幸事，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也。养源小批如此，而遂竟去，何耶？熹看得今日之事，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尽底里说话，不可专咎人主。柳子厚曰：「食君之禄畏不厚兮，惮得位之不昌。退自服以默默兮，曰吾言之不行」。今人多是此般见识也。得汪丈六月十九日九江书云，六月末可到玉山，于彼俟请祠之报，已作书速其行矣。一请犹是礼数，若又再请，则无谓矣。熹与书云：「有如再请，忽遂雅怀，而治乱消长由此遂分，岂惟公终身恨之，天下后世亦且有所归责矣」。不知渠又以为如何。所欲言甚众，亟遣人，草草。